新理念、新设计！第四届消博会展现绿色低碳消费新风尚

运用这一标准的关键，在于抓住两者在合法性判断标准上的本质差别。

这是因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和条件，但用户往往难以证明个人信息侵权已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③[美]凯文·凯利：《新经济新规则》，刘仲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这样的双重模式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具有较强的法理基础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而这一模式的实施和推广需要在机制和制度方面作出必要的安排。我们相信，普遍免费+个别付费双重模式契合了网络经济的内在逻辑，既回应了提升个人信息权利的呼声，又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开拓了新的营利模式，有益于互联网产业的长远发展，不失为一举多得、各方共赢的制度构想。其二，个别付费的智能合约。博士后许可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帮助，特予致谢。六、结语 承认不同人群利益和兴趣的多样性，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因此，无偿合同的行为人责任往往被减轻，其负担的义务也比较容易得到解脱。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用户支付了使用费，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以及在接受服务中更好的体验与安全关照。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国家预算、行政机关组织编制、经济、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领域的重大问题，几乎覆盖了当时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全部职权。

表3 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人数[38] 相对应的，1998年以来，国务院的组织架构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组成人数相对固定，即一名国务院总理、四名国务院副总理、五名国务委员（其中一人兼任秘书长）的十人会议。[40] 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表1比较了不同阶段国务院会议的主要规则。关于会议讨论内容、主要任务等规定的变化，也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渐调整的结果。

政务会议如扩大至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则称政务院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一般政策，报告工作，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须报请政务会议批准。在《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明确总理负责制的内涵，明确国务院组成人员，即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职权、责任、负责对象，明确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中的最后决定权。

目前，从宪法和行政法角度对国务院会议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既缺乏在规范层面上的细致阐释，也欠缺对国务院会议制度的运作现实的描述和分析。这样，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即可构成有主有次、协调互补的体系，并可实现我国行政组织法制的完善。[31]可以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反映了政府的施政重点，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也成为了国务院权力运行最重要的议事决策平台。图1  1954年宪法下的国务院领导体制 如图1所示，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法律地位相同，都是只有一个投票权，而1954年宪法中总理领导国务院工作，应该解释为总理只是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决定权。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王万华，宋烁：《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又如，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故的处置措施，应该属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范围。[8] 参见前引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书，第511页。

在将来，有必要从功能和任务的角度对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召开条件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规定。[28]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国务院常务会议之所以能在制度竞争中胜出，是因为其契合了总理负责制下国务院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第40条规定：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作为国务院自己制定的行政规定，《国务院工作规则》是针对国务院组成人员的行为规范，也反映了国务院对其自身组织活动方式的基本认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务院作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必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其组织体系、治理结构和内部的活动方式，而其中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完善国务院会议制度。[25] 参见叶托、周婷等：《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制度架构与实际运作——基于189份会议新闻通稿的分析》，载《长白学刊》2019年第3期。[20] 各版《国务院工作规则》对重大和重要的区分化表述是一致的，例如2018年《国务院工作规则》第39条规定：国务院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26] 《国务院机构改革跨出重要步伐》，载《人民日报》1998年6月22日第1版。从各版《国务院工作规则》的文字表述看，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20]可见，就国务院自身的认识来看，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定位似乎比国务院常务会议更加重要。

应松年：《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虽然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和命令，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二者似乎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但是事实上，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地位远比国务院常务会议重要。

[24] 《本届政府举行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载《人民日报》2013年2月21日第2版。[16] 如三峡工程筹资方案、青藏铁路建设方案都是在总理办公会议上批准的，参见前引14，韩福东文。

政务院在其存在的5年中，共召开过224次政务会议，几乎平均每周召开一次。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进一步完善国务院会议制度。

[6] 《国务院举行第一百六十一次全体会议》，载《人民日报》1966年3月10日第1版。[36]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页。同样，正是现实中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的旺盛需求，才促使《国务院工作规则》对其召开频率的规定由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变为每月召开三次，又变为每周召开一次，这才基本满足了国务院的工作需求。政务院的会议，须有过半数政务委员出席始得开会，须有过半数出席的政务委员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33]虽然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和命令也可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但是在这种委员会式的领导体制下，由全体国务院组成人员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具有天然的民主正当性，以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很有可能在出席和表决人数上受到质疑。虽然有《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实体法支撑，行政组织法作为一个学理概念也已经完全确立，但是，行政组织法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要解决哪些问题，并不清楚。

[14] 韩福东：《国务院决策的制度新意》，载《新闻周刊》2004年第6期。[38] 本表只统计法定组成人数，不含列席人员，常务会议人数和全体会议人数中减去了兼职人员。

任免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时，国务院全体会议即有此种代表作用。第一，重新定位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地位和功能。

行政组织的设置只是行政权确立的第一步，行政组织的运行才是行政权行使需要面临的日常问题。自1982年以来，《国务院组织法》一直没有修改，然而，《国务院工作规则》却经历了多个版本。可以说，对国务院会议制度的研究，是当前法学界对国家机构研究中的一个盲点。但是，该条例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第2条），参照适用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乡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第42条、43条），但并不规范国务院自身的决策过程和会议过程，为国务院的决策机制留下了立法上的空白。

[1]政务院的工作运转，主要通过政务会议进行。[42]从历次机构改革的情况来看，继续大幅度削减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可能性极低，而且，由于取消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区分涉及宪法修改问题，难度很大。

根据控制幅度理论，一个主管所能指挥监督的部属数目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不但不能充分管理部属，部属也会感到不满，于是在工作的推行上会招致许多障碍。现行《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重大规划，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国家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法律议案和行政法规等，由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这可以看做是对重大问题的解释和细化。

听取和批准所属政府各行政部门和各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包括口头报告）。2003年之后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取消了这一规定，国务院会议的召集权专归于总理，这一变化落实和强化了总理职权，也体现了组织法领域的依法行政原则。